今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从议题结构来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将是重要方面，执政党自身治理体系的完善将呈现出新的制度规划。

2．法治中国中的中国内涵 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出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全国、国家等不同的术语。法治中国的政治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学界应该考虑如何使其转化为学术命题，如何在现有的宪法文本范围内论证其命题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在现代社会中，共同体为追求幸福生活所达成的合意就是宪法，也就是通过最高规范来凝聚社会共识，为社会与国家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如在宪法上，中国有时指国家概念，如宪法序言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只能以中国的名义实施，实施主体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分解为地方化的 政治，否则不利于维护法治中国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在上述三种国家含义中，法治国家中的国家主要是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是包括社会在内的综合概念，不是简单指国家机构。二战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出现与冲突的加剧，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出现了实质的法治国家形态。

但在宪法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宪法既规定国家生活，也规定社会生活，两者统一于宪法规范之中，没有必要把法治社会从法治国家概念中剥离出来，否则会影响法治国家的整体性价值体系。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 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第五个题目，一个人可以为同一宗罪接受两次审判，答案是F， 根据是法案第五条。

我从来对拼字游戏毫无兴趣，一看这些重重叠叠的网状空格就晕了。他们没有必要复述出法案的文字，但你告诉他们一个情况，一个陈述，他们多半应该有能力根据《人权法案》来对涉案人的权利作出判断。根据提示，这个单词的对应法案是第五条，它的最后一个字母必须和federal的第三个字母凑上，而它又只能有八个字母，其第六个字母还必须和另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对上。难怪当初来美国不久，就听到中国人说，美国人对他们的权利门儿清，而且斤斤计较得很。

第四排的单词是capital，第八排找出来的单词是federal，对上了。这一条是T，根据是法案第十条。

现在明白了，这是自小学就通过儿童专用版的白话文加上迷宫一样的拼字游戏灌输进他们脑子的。上面的每一排空格上都有一个数字，对应这些条款，这些条款都是一句句子，其中有空缺的单词，学生如找出那个空缺的单词，就将它填进拼字游戏。  前几天，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晚上拿着回家作业来问：excessive bail是什么意思？ 我拿过作业一看，是他学校中社会研究课程布置的美国宪法后面的头十条修正案，即著名的《人权法案》的内容。果然，第二天老师批了错，答案应该是indicted（正式起诉）。

这就是美国儿童的普法教育，它不要求儿童理解宪法本文中那些有关国家根本制度的复杂概念，而是先把那些相对简单的有关人权的修正案告诉他们。第八排对应的法案是宪法限定了联邦（即中央）政府的权力，其中包含了federal（联邦）这个词，在句子中是空缺的。例如，第八个题目的陈述是任何权力，如果宪法没有规定属于联邦政府，那它就或者属于州，或者属于人民。这个专门为儿童准备的版本绕过了在历史背景和法律术语上的一些麻烦之处，为儿童提供了白话文一般的解释。

第三条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得对人民搜身，这句话中有reason.（理由），但它在句子中是空缺的。弄明白了这个意思后，他又拿出作业的另外一页，说他有一个单词一时凑不出来。

你把它们都找出，先分别填进句子，再搬到上面的空格里，还要看它们是否和一些重合的单词共享某个字母他们只能被动地去争取公平正义。

说是义务，就是当事人必须享有被辩护中免于恐惧的权利。这样，法治社会的多种机制与逻辑，例如法律人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律师同行之间的商业竞争机制，足以规范律师的某种行为。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教训是，由于缺乏尊重与被保护，律师罗伯斯庇尔成为法国大革命中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基于自然人的这些人身权利不仅不可剥夺，鉴于律师从事的是维权和博弈这样的可能你死我活的事业，律师的人身权利应该格外地被保护。五年之后，中共十五大宣布中国应该建立法治国家。抬高任何一个自然人的能力与道德品行，都很容易陷入一种非法治的思维。

如果油价过高，基于成本考虑，当油价节节上升的情况下，物流企业就只能消极怠工。这个决断必须终结阻碍法治的既得利益和维稳体制。

就此而言，维权律师这个概念所表达出来的对某些律师的不满是正确的，是体现出法治精神的。如果正视个体在整体中的状态，不能不说，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处于弱势地位。

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处死刑，所幸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但母亲因此终生惊恐。在一生的事业中，托克维尔坚定地鼓吹美国的法学家精神。

这个概念还意味着，在这个国家，这群叫做维权律师的人，被寄予了高度的期待，折射了转型时代的法治不彰。肯定不是巧合的是，同在此时，中国开始了依法治国。由此，在新世纪，法律的声音响起来，以律师为主的法律人逐步走入中国政治舞台，新的维权和维权运动开始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法治国思维。（《凤凰周刊》2011年第19期）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律师 。

从事律师职业的，一定是个自然人。产权是一个经济法学概念。

对此，与中国强调性善论完全相异的西方文明强调说，人都是有罪的，且具有神圣的形象，没有一个人有权凌驾于他人之上。中国市场-计划双轨制的这种经济制度结构，也严重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法律政治生活里。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即使是人大这个机构，立法权也相当有限。律师职业面临的正义悖论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对律师这一职业，并没有太多重视。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律师的责任与局限，答案就相对比较清晰：在一个完全区别于英美普通法系的国家，中国律师不是人们所说的立法企业家。法治化目标决定了中国律师的责任和使命，尚未改变的社会结构则明确塑造了律师的种种局限和悖论。律师有权依据特定的程序抗议公诉机关和法官不公正审判。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市场化变革，市场经济至今多少还是个理想，中国并没有终结计划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律师群体和其他各种职业一样，应该享有自主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为行使律师职业的自然人提供维权机制的权利。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律师的任何言行都是正义的，更不意味着律师本身就是正义的标准，自然也不意味着律师所参与的过程必然是促进公平正义的。

这话从原则上讲并没有错。人们如果对法律人还有期待，不是因为法律人的个性和道德素养，而是因为法律人的客观存在所存在于的这个政治社会结构中的绝对的、不可替代的逻辑性。

为什么必须无罪推定？在于人的权利在世俗社会中至高无上。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是该自治组织如何处理与政府司法部门（尤其是司法局）的法定关系。